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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思索斷頭台》Re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




「我對父親的事情所知不多，其中一件就是：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想去看處決。他天還沒亮就起床，前往本市另一頭的刑場，此時刑場周圍已擠滿人潮。他從不曾告訴別人，他那天早上看見了些什麼。我母親只說，父親飛奔回家時，神色慌亂、也不答話，就在床上躺了下來；不一會兒，就翻過身，嘔吐了起來。他剛發現了，在漂亮的說辭底下，被掩蓋的那關於死刑的真相。這時他還能想到的，已不是那些遇害的孩童，反而只剩那具剛被人扔上斷頭台斬斷脖子的、仍在抽慉的屍首……」

卡繆是記者、作家、哲學家、諾貝爾獎得主...他更是一名鬥士，在其過短的一生中為理念而奮戰不懈，一個名副其實的公共知識分子。他於1957年發表的 ? 思索斷頭台?已經是一篇經典：除了闡明死刑不是有效抑制犯罪的方法，並且比傳統社會的以牙還牙還要殘酷野蠻，尤有甚者，死刑還可能是讓國家、或者讓國家的掌權者將因其怠惰失職而養成的罪犯「毀屍滅跡」的手段。如果國家的暴力，託詞於一些理論與現實上都不能成立的理由，只是為了保護權位而殺戮，那麼民主，就必須是要對抗這樣的國家！
回顧阿爾貝.卡繆的「思索斷頭台」這篇文章在法國的出版歷史，或許也就說明了應該在今日的台灣出版其中文譯本的理由。可以說，死刑之存廢在今日的台灣尚且是一個意見極度對立的爭議。在期待這個命題真正進入理性辯論之際，卡繆的這一篇文章，可以對於尚未形成意見的讀者提供一種思索的角度，甚至對於支持或反對廢除死刑的人，也可以做為檢視自己意見是否足夠深思熟慮的參照。

本書並收錄日內瓦大學張寧教授的「考論死刑」。「考論死刑」的初版刊載於中國的《年度學術》2004年版。張教授具有深厚的史學訓練，在法國從學於哲學家Jacques Derrida時，受到Derrida 的啟發與鼓舞，近十餘年來致力於死刑的研究。張教授在百忙之際，為本書修訂出了新版的「考論死刑」。希望能幫助讀者對於死刑有更全面、深入的了解；畢竟認識死刑、思索死刑之後，我們才能真正地支持或反對死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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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介紹

  金石堂好書開箱
  
  
  
  
  阿爾貝．卡繆 Albert Camus
  
  1913年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Constantine省Mondovi鎮，家中次男。一歲喪父，隨文盲母親至阿爾及爾投靠外婆。1936年，自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畢業，加入共產黨，兩年後退黨。
  
  1936年，在阿爾及爾共和報擔任記者，開始報導文學寫作。1940年前往法國內地，成為巴黎晚報記者，後隨報社遷至里昂。1942年，出版小說《異鄉人》與隨筆《薛西佛斯神話》，加入地下抗戰組織，以筆名為組織刊物戰鬥報寫稿。1945年，於戰鬥報發表社論譴責廣島原爆，請求免除通敵作家Robert Brasillach的死刑，出版劇作《卡利古拉》。1947年出版小說《瘟疫》。1951年發表隨筆《反抗者》，表達反對革命暴力的理念。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後，因其溫和統派的立場而不見容於日趨激進的統獨雙方。1956年出版小說《墮落》。1957年發表《思索斷頭台》，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
  
  張寧
  
  日內瓦大學漢學系系主任。研究領域為20世紀中國死刑史，清末以來中國法制體系之轉變及當代西方思想…等。著有Un autre sens de l''Occident : l''appropriation par la Chine du theatre occidental. （中國對西方戲劇的接受，Paris，L''Harmattan，1998）。譯著有《解構之旅.中國印記-德里達專集》（南京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。譯有德里達《書寫與差異》（Jacques Derrida，L''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，北京：三聯，2001；臺北：麥田修訂，2004）。以及多篇關於死刑的論文發表於法文，英文及中文學術期刊。
  
  
  
  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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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譯者介紹

  
  
  
  石武耕
  
  台北人。政大廣告系、台大新聞所畢。現就讀於巴黎第十大學傳播學博士班。
  
  
  
  

思索斷頭台－目錄導覽說明

• ˙出版者的一些說明 /吳坤墉
  ˙在找到自己的答案之前，我想先看看人家的---代譯序 /石武耕
  ˙思索斷頭台 /卡繆
  ˙考論死刑 /張寧
  
  

在1914年的大戰 之前不久，一名罪行格外令人髮指的殺手，在阿爾及爾 被判處死刑（一戶農家被他滅門，連幾個孩子也未能倖免）。犯人原本是農場的雇工，他在殺人時就因為見血而亢奮，將被害人的財物洗劫一空則更顯出他的惡性重大。此案引起輿論一陣譁然。大家普遍認為，就算是判他殺頭 ，都還太便宜這等禽獸了。有人同我說，我父親就是這麼想的，而殺害小朋友這件事又特別令我父親痛恨。我對父親的事情所知不多 ，其中一件就是：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想去看處決。他天還沒亮就起床，前往本市另一頭的刑場，此時刑場周圍已擠滿人潮。他從不曾告訴別人，他那天早上看見了些什麼。我母親只說，父親飛奔回家時，神色慌亂、也不答話，就在床上躺了下來；不一會兒，就翻過身，嘔吐了起來。他剛發現了，在漂亮的說辭底下，被掩蓋的那關於死刑的真相。這時他還能想到的，已不是那些遇害的孩童，反而只剩那具剛被人扔上斷頭台斬斷脖子的、仍在抽慉的屍首。
我們不得不相信，這個儀式性的做法是如此駭人，才能壓過一個單純正直男子漢的義憤填膺，甚至這項他原本認為天經地義的懲罰，到頭來卻只讓他感到噁心。司法的終極型態原本應該要保護這個老實人才對，結果司法卻只是讓他嘔吐，此時似乎就不好再主張，司法可以達成它的預期功能：為城邦帶來平靜與秩序。相反地，司法引人嫌惡的程度似乎不亞於犯罪本身，像這樣再殺一次人，不但不能彌補社會大眾所受到的傷害，反而會在原本的汙點上又增添新的汙點。正因為這事是如此的鮮活真切，才沒人敢直接談論這場儀典。而那些基於職責不得不提及這事的公務員與記者，彷彿是意識到了這場典禮表現得既煽情又不光彩，則為其創立了某種慣用的術語，但也就是些經過簡化的陳腔濫調而已。如此一來，我們就會在吃早餐時，從報紙一角讀到：某某人犯「已經償還了他欠這社會的債」、或是他已「付出代價」、或是「已於五點鐘執法完畢」。公務員將犯人稱為「當事人」或是「受刑人」，或是只用縮寫稱他為：「那個CAM 」。容我這樣說，大家通常都只敢用低調的筆觸來描述死刑。在我們這個如此講究教養的社會裡，如果什麼疾病是我們不敢直呼其名的，我們就知道那是個重病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在資產階級家庭裡，因為擔心聽上去不光彩，所以就算得了肺結核，我們也只說大女兒的胸腔有些虛弱；明明得了癌症，卻要說爸爸犯了「腫塊」的毛病。至於死刑可能也是如此，因為大家都盡可能拐彎抹角地來談這件事。死刑之於政治組織，就像癌症之於身體組織一樣，差別只在於沒人會說癌症是必要的。相反地，我們不介意在平時就把死刑說成一種無奈但必要的舉措，因為必要，所以我們殺人也是應該的，因為無奈，所以我們絕口不提。
但我卻想把這件事攤開來談。不是我喜歡引人非議，也不是因為我天生有什麼病態傾向。身為作家，我始終討厭某種迎合奉承；身為人，我相信：那些我們的處境中難以迴避的醜惡面向，我們必須要默默地對抗它們。但若是這份沉默、或是文字遊戲，被用來維持某種本應節制的濫權、或某種原可寬慰的不幸，那麼我們別無他法，只能把話清楚明白地講出來、並揭穿那藏在詞藻背後的下流骯髒。法國、西班牙與英國 都是鐵幕這一側最後幾個還把死刑保留起來當作鎮壓工具的國家，這件事也夠光采了。正因為公共輿論漠不關心，或是由於只知重複別人灌輸的冠冕堂皇句型，才造成了大家的愚昧無知，才使得這種原始儀式得以在我國殘存至今。當想像力陷入沉睡，詞彙就失去了意義：也只有一群充耳不聞的民眾，才會用漫不經心的態度對待別人的死刑判決。但是，一旦我們呈現出機器的模樣、讓大家碰觸到木材與鐵片的質感、聽到人頭落地的聲響，公眾的想像力就會頓時甦醒，同時也會拋棄這種遣詞和酷刑。
當納粹在波蘭公開處決人